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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欧阳军 施今墨(1881-1969年)，原名施毓黔，浙江萧山县人，13岁时跟随其舅舅李可亭先生学医，遍研古代医学名著。20岁 后跟随黄兴奔走革命，以后宦海浮沉，遂弃政专以医为业。从1912年起正式从医，并更名今墨，申明要以墨子“兼爱”的 思想，施医于民，同时在医术上要勇于革命，使自己成为当代的医学绳墨。 施先生习古而不泥古，志在创造与革新。民国初年，他即第一个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提出“中医科学化，中药工业 化”的口号，创立既继承医学传统又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祖国新医学，成为他学术思想的核心。他明确指出“吾以为 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相互佐证，实无别途。”他认为中西医病名应该统一。早在20年代，他诊病 就用西医病名，结合中医辨证；并应用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表等协助诊断，这在当时确属罕见。他所配制的成药，也打 破千百年的传统，采用现代医学名称。如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高血压速降丸、强心丸、感冒丹等，疗效显著。 施今墨最初是在北京宣武门里茄子胡同(今新华社址一带)挂牌应诊，很快就誉满京师。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重，请中西 名医会诊，施先生也在其中。这年他还兼任了冯玉祥军队的医学顾问。1930年他赴西安为杨虎城将军治疗重疾，药到病 除，一时传为佳话。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由于西医传人以及西医的开业与办学，对中医形成了包围与排挤的形势。在中医内部，庸医误人， 封建迷信色彩也很严重，于是在1923年之后，“取消中医”之声渐起，国民党政府对中医更加排斥。那时国民党政府没有 设立任何领导中医的机构，也没有公立的中医学院或研究所。而且，中医开业不能向卫生机关注册立案，却要到警察局立 案，中医地位岌岌可危。 1929年，国民党政府竟正式通过取消中医的决议案。对此，中医界人士无不义愤填膺。施先生拍案而起，在报纸上发 表文章，宣传中医中药也是一门科学，应与西医并存，取长补短，呼吁各界人士支持中医界的斗争。他们成立了中医工 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专程赴南京坚决要求政府收回其错误决定。 当时，汪精卫是最主张取消中医的，有些国民党元老找他代为中医吁请，都未奏效。不料，这时他的岳母患痢疾，遍 请西医都不中用。于是，有人荐举施今墨，汪精卫无可奈何，只好同意。施先生应诊时，沉着冷静，望闻问切，一一周 全。三剂药服后，老太太的病果然好了。当时汪精卫要题匾惠赠时，先生谢绝，并且当面陈词，吁请扶持中医事业的发 展。 由于施先生以及中医界其他人士的努力，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终于使国民党当局收回成命，“取消中医”之说终于 消声匿迹，并迫使国民党政府批准设立中央国医馆，先生就任副馆长。起初施先生希望能有所作为，但国医馆经费拮据， 形同虚设，他便宣布辞职。后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的办法和立案手续。1934年进行第一次考 核，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和汪逢春为主考官，北京“四大名医”之说即始于此。 施先生医德尤其高尚，他对待病人，不分贫富贵贱，职位高低，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对穷苦人还免费应诊和赠药。他 常说：“医者，医病者也，对富贵者阿谀取媚，对贫贱者横眉轻慢，小人之举也。”施先生从不摆名医架子。他每天看病 百余人，晚间便书写随笔，对诊断、处方回忆思索，发现有不当之处，必派人寻找，改正之后才肯罢休。晚年也是如此。 所以，他常在失眠时，披衣而起，看书写字，怡然自得。84岁时，他曾赋诗：“人因不眠苦愁添，我自欣慰愿失眠。昼夜 无分寻乐事，余生岁月倍流年。” 施先生擅长治疗肠胃和妇科病，晚年研究冠心病及防治老年病，对糖尿病的治疗有独到的见解。解放前曾出版《祝选 施今墨医案》，解放后又进行增订，晚年并自编《施今墨临床经验集》一书。 施先生是全国政协一、二、三届委员，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医学会顾问等职。曾多次受到毛主席接见 和周总理关怀照顾，施先生生前建议设立中医学院，提倡中西医结合，主张中医进医院会诊，这些建议均先后被采纳，付 诸实施。 1969年春，先生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曾口述几千字的改革中医建议书，呈送毛主席、周总理。他还艰难地从病床上爬 起来，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等诗句，嘱家人在他去世后，献给周总 理和邓颖超同志。8月22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8岁。施先生临终前曾留下遗嘱，将遗体献出解剖，供医学研究之 用，就这样施先生将他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施今墨先生的名字和他创建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将永放光辉! 摘自《家庭中医药》杂志 (编辑李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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