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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下，河南睢州考城人，生于金·贞元4年即1156年，享年72岁。他精于医，贯通《素问》、《难经》，用药偏主寒凉，善用汗、吐、下“三法”，被誉为攻下派代表人物。他著有《儒门事亲》四十卷，《心镜别集》七篇，为金元四大医家之一，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位超群脱俗的杰出人物。“药都”安国药王庙中有他的一席之地，说明他对人类作出的贡献巨大，备受人们尊敬。 张氏总结了《内经》、《难经》和《伤寒论》下法的经验，抛弃了六经辨证的束缚，摆正了祛邪与扶正的关系，以攻字当头，夺字为先，独树一帜，牢牢把握下法的尺度和治病在于药攻的指导思想，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拓宽了下法的范围 下法，在金元以前，用导泻的药物，荡涤肠胃燥结，比较单一地称之为下法。张氏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把催生、磨积、逐水、破经、泻气均归纳为下法。“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在汗、下、吐三法中，对下法的论述最为精湛，目拟处方33个，不论伤寒、杂病皆有用之，对“大积大聚，大病大秘，大涸大坚，”均给予下法，曰：“下药乃补药也。”他分门别类地把下法划分为寒下、凉下、温下和热下，并从证候到选方，轻重缓急详尽的告诫后人。在寒下中他分5个类型进行区别，把调胃承气汤列为泄药之上药，为重剂，大小桃仁承气汤次之，陷胸汤又次之，大柴胡汤为轻剂。他把泻热、利小便、冶抽搐、发热的洗心散，治内外上下蓄热而不泄的黄连解毒散，解上下蓄热而泄的神芎丸，凉血而行经的四物汤皆列为凉下之药。温下药方面，他把消散诸积的无忧散列为上药，把利水的十枣汤列为上药，把煮芡丸、缠金丸列为热下药。他倡导急性病用汤药，慢性病宜用丸药治疗。 二、根据不同证候，把握下法尺度 张氏在《凡在下者皆可下式》中对不同的证候，列举了不同的下法，认准了证候，有的放矢。他指出；“大人、小儿、一切所伤之物在胃脘。如两手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宜下之。”根据病情的变化，他提出了“皆可下之”、“犹宜当下之”、“当再下之”、“故可下之”、“皆以急下之”。等多种下法。论证确切，一言千金。他同时抨击了一些庸医单用补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获取利益而顺病人之心处方开药，补死了病人，病人及家属也不曾发觉，干一辈子医生也不悔改的行为。有的人甚至说张氏的下法不过“巴豆、牵生、朴硝、大黄、芫花而已矣。”这实际上是对下法的一种片面理解。张氏主张正确处理“男子不可久泄，女子不可久吐”的关系，告诫后世医家根据证候的轻重处方，不要妄投下剂，应“中病即止，不必尽剂，避免“实实虚虚”，寒证更寒，热证更热”。 三、论述治病在于药玫 张氏根据“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在《推愿补法利害非轻说》指出：“是以君子贵流不贵滞，贵平不贵强。”认为人体气血必须畅通，营卫必须调和，脾胃必须健运，阴阳必须平衡，即张氏的“陈茎去而肠胃洁，徵瘕尽而荣卫昌。”否则，疾病由邪气侵袭而生。倡导“药邪致病”，“补法利害非经”，主张养生在于食补，治病在于药攻”，“先论攻其邻，邪去而元气之复也”。他主张慎用补药，反对滥用补药。并举出唐太宗李世民、唐宪宗李纯，因迷信于燥热的补药，贻误了生命之事，及大诗人元稹、文学家韩愈患小便不通、水肿，误服酷烈的丹药，而死于暴脱的事警告世人。此外，他还列举了张佰英患陈旧性损伤而服用硫黄、干姜、附子导致眼睛失明，监察陈威卿患咳嗽，因长期服用钟乳粉而呕血丧命等事例。他提出了“盖邪未去而不可言补，补之则适定资寇”的药攻理论。 张氏主导邪去正安的理论，并拓宽了下法的范围。如现代医学的肝硬化腹水、阑尾炎、肠梗阻等疾病，利用下法治疗，取得了肯定性疗效，无不受张氏的影响。他不愧为攻下之师和泰斗。正如明代吕复说：“张子和医，如老将对敌，或陈兵背水，或济河梦舟，置之死地而后生”，肯定了他在祖国医学史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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