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医》 > 第一章 略说中医的学习与研究

一、树立正确的认识

 

1、理论认识的重要性

对中医的信念和感情,自然造就了我对中医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以为中医兴亡,匹夫有责。这部书的写作,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很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写作,切实地为中医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认识上的问题。

这部书的写作,经历了近十年的酝酿,应该说准备还是充分的。但是,真正要动笔了,却还是不知从何入手。总觉得中医的问题千头万绪,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关键呢?

在平常人眼里,中医是治疗慢性病的,或者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什么是治本呢?实在的就是大病重病,西医帮助渡过了急、危、重等诸道难关,然后让中医来收尾,让中医来调养。因此,说到底,中医只能用来治一些死不了的病。

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中医只是啼鸣的公鸡。你啼,天也亮;你不啼,天也亮。中医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想解决这个认识,应是一个关键。

(1)中医目前的状况

上述这样一个认识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历届毕业生中,有不少都喜欢到我这里来谈体会。他们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在大学四年的学习里,对中医还是有热情、有信心的,很希望在毕业的一年里能有小试牛刀的机会。可是一年的实习下来,他们几乎彻底绝望了,对中医的热情也所剩无几。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在临床上所看到的中医,并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中医。中医无论在中医院还是西医院的中医科,都几乎成了一种装饰。搞中医的人对中医没信心,稍微碰到一点难题,就急着上西药,或是在西医的常规治疗上,加一点中医做样子。而真正想搞中医的人,在制度上又没有保障。

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中医院搞临床,这家中医院就有一条明文规定,发热的病人用中医治疗,如果三日内不退烧,就一定要上西药。中医院会作出这样的规定,至今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中医院不规定,用西药退烧,如果三日退不下,就必须上中药呢?中医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不能不叫人生疑。

昨天,有一位即将临产的孕妇到我这里拜访,目的是在生产前来面谢我。在她怀孕7个月的时候,因为劳累的关系,出现腹痛、阴道流血等先兆流产症状。经过一周的西医治疗,没有得到改善,又因为患者过去有过流产的历史,所以,心里特别害怕。经友人介绍到我这里诊治。诊查舌脉之后,我给她开了黄芪建中汤,第一剂药后,出血就减少了,三剂药下去,腹痛、流血皆止,而且胃口大开。事后,她将经过打电话告诉在北方的母亲,母亲听说这件事后,第一句话就问:用中医行吗?患者母亲的这个疑虑,反映了平常百姓对中医的心理。

今年五月,我应邀参加一个中医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就作了个“略说中医的学习与研究”的报告,报告之后,一位与会的博士找我交谈,一方面对我在这样的年代里还能用如此大的热情来研究经典、宣扬经典表示赞叹,另一方面,则是对我的行为感到不解。据说在他们一帮中医博士里,已经绝少有人看经典,如果哪一位博士的案头放上一部《黄帝内经》,那绝对是要被笑话的。博士的案头都是什么书呢?都是分子生物学一类的现代书。中医博士可不可以不读经?

博士这个群体,无疑是个高层次的群体。在他们身上肩负着中医现代化的使命,所以,读些现代的书是理所当然的。但为什么不愿读中医书尤其不读经典的书呢?我想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医只不过如此,经典只不过如此,难道还有什么更多的看头吗?我想与上述许多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显得尤其严重。大家知道,博士这个群体,将很快、很自然地要成为中医这个行当的决策者、领路人,等到这个群体真正当政的时候,中医会成一个什么样子呢?这是不难想象的。

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医,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中医,究竟代不代表真正的中医?我们现在在各类中医医疗机构看到的这些医生的水平,究竟能不能代表中医的真正水平?中医的真正水平在哪里?中医的制高点在哪里?在现代,还是在古代?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形成对中医截然不同的认识。如果真正的中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那我们值不值得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她?值不值得花毕生的精力去钻研她、实践她?我想首先我不会的!何必陷在这个死胡同里呢?花去许多精力还只能做个配角。所以,我提出“如何正确认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当今的这个局面所迷惑,从而丧失掉对中医的信心。

(2)中医理论是否滞后于临床

近十年里,中医界提得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问题。对于任何一门科学而言,都是理论走在前面,实际运用慢慢跟上来。有关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谈。这几十年来,中医的局面为什么没有办法突破?临床疗效为什么老是上不去?遇到高热降不下来,最后还得上青霉素。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中医的理论已经形成两千余年,在这期间,没有大的突破、大的变化,会不会是因为理论的落后已经不能为临床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指导了呢?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问题便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

大家可以思考,今天我们的临床落后,我们治病的水平上不去,是不是因为理论落后造成的?我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理论不但没有落后,在很多领域还大大地超前。这与其他传统学问有类似的地方。近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皆系人类文化之早熟品。我想中医的情况大抵亦如此,正因为其早熟,而且早熟的跨度太大,乃至现代她仍不落后,甚至还超前。所以,在中医这个体系里,完全不存在理论落后于临床的问题。你认为理论落后于临床,你认为理论在你那里不能指导临床,那我就要问你:你真正弄通中医理论没有?对于中医的理论,对于《内经》的理论,你把握了多少?有十成把握了没有?如果不到十成,二三成呢?如果连二三成都不到,有的甚至搞了一辈子中医最后竟然还分不清阴阳,那你怎能说理论落后于临床?现在的人把中医理论看得太简单了、太朴素了。因为太朴素,就有点像山里的农民。其实,朴素有什么不好呢?朴素才是最高的境界,因为返璞才能归真!如果你还没有真正认识中医的理论或者最多只是一种相似的认识,你怎么能说中医理论是超前还是落后呢?

上述这个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认识好,那导致中医今天这样一个局面的症结就不容易抓到。我们今天看到的临床水平比较低下的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错误地把这个原因归结到理论的落后,而去寻找理论方面的原因,那我们可能就会形成真正的倒退,真正的落后!

记得本科毕业后,我在附院搞临床。一次,接治一位女性肺炎患者,患者年龄60岁,入院体温39.5℃,WBC近两万,中性98%,右肺大片阴影,按照西医的看法,这是一例重症肺炎患者。老年人患重症肺炎是很容易出危险的。但是,当初的我,初生牛犊不畏虎,总想试试中医的疗效,所以,选择了中医治疗。经过辨证,属于肺热所致,遂投清肺之剂。不料服药之后,不久即泻,始则药后2小时泻,后渐至药后十余分钟即泻。所泻皆似药水,入院三天体温丝毫未降,其他症状亦无缓解。按照院规,次日再不退烧,就必须上西药。此时的我,心情比病人还要着急。遂匆匆赶到师父处求教,师父听完介绍后,说这是太阴阳明标本同病,阳明热而太阴寒,阳明热需清,然清药太阴不受,故服之而泻利。此病宜太阴阳明分途而治,方不至互相牵扯。内服仍守前方以清阳明,外则以理中汤加砂仁,研末调酒加热外敷神厥以温太阴。我赶紧如法炮制,当晚近9时敷上,约过1小时,继服上药,服后竟未再泻。次日晨查房,体温降至正常,一夜之间,他症亦顿减。此病始终未用一粒西药,周余时间肺部炎症即全部吸收而出院。

此例病人给我的影响极深,使我于长长的十多年中,在遇到临床疗效不如意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是中医的问题,是理论的问题。所以,对于理论是否滞后于临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去思考。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理论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信受奉行。理论的先进与落后靠什么来衡量?在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在自身的领悟上找问题,而不会去归咎于理论。当然,如果问题真正出在理论上,确实是理论滞后了,我们亦不应死抱住这个理论。但是,根据我的经历和观察,大多数情况下,问题并不出在理论上,而是出在我们的认识上。

(3)20世纪物理学发展的启示

有关上述问题,我还想从另外一个方面加以申说。理论与实际运用,理论与临床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就会很清楚。

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已经达到了人们想象中的十分完美的程度。人们也许认为,这就是解释世界的最终极、最和谐的理论。但是,时间一跨入20世纪,这种和谐就被打破了。随着1905年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以及后来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人们对宏观及微观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认识上的这个改变,导致了技术应用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宇航技术、原子能技术,到微电子技术,乃至我们今天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变化,都无不与新理论的建立相关。在经典的物理学框架里,宇航技术、原子弹,以及现代通讯技术,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理论的重要,理论确实制约着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而这样的一种感受和经验,能否作为我们提出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理由呢?我想这个理由应是双重的,正因为我们看到了理论的重要性,它制约着实践和技术的发展,所以,更应该重新来评价我们今天的认识,重新来认识中医的理论。看看经典中医理论的包容性究竟有多大?它的延伸性、超前性究竟有多大?它究竟还能不能给我们今天的临床带来指导?而不应光看到她是两千年前的产物。如果这个理论的确落后了,的确不能适应现代,那就要毫不犹豫地打破她,在中医这个体系里建立起“相对论”。如果这个理论根本没有落后,如果在这个经典的框架里已然具足“相对论”、“量子力学”,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打破她呢?

现在在中医界有一个怪现象,也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对中医经典的教育逐步在减弱。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都已将经典改为选修课,就连成都、南京这些老牌的、原本非常注重经典的学院亦不例外。这种改变是不是一种进步呢?很值得怀疑。在我们没有建立起新的理论前,在我们还没有切实地发现传统理论的破绽前,经典仍然是中医的核心,经典仍然是中医的基础,经典仍然是中医的必修。怎么可以将核心和基础作为选修呢?有人说《中基》不是从《内经》里来的吗?《内科》不是从《伤寒》、《金匮》里来的吗?而且比《内经》、《伤寒》、《金匮》更完善了,怎么不可以用它们来取代经典呢?实在的说,《中基》与《内经》,《内科》与《伤寒》、《金匮》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相差太远太远了,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我想这个问题今后会有机会谈到的。

好比新的力学尚未建立,就将经典力学束之高阁,这是一个什么格局呢?大家可以思考。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来说明,这是普适的,东西方文化都是如此。在现代科学里,由于许多杰出科学家的工作,理论的价值显而易见,如我们从费米的工作里可以充分体会到量子理论的魅力。扁鹊与费米有没有可比性?但是,在我们一般人那里,量子论、相对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所以,理论评价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中医的历史里,出现过许多成功运用经典理论的人,比如张仲景,比如扁鹊。扁鹊运用经典理论成为起死回生的一代神医,而张仲景则因为谙熟经典而最终成为医圣。我们是否可从扁鹊、张仲景及历代名医那里,看到经典理论的价值,就像从费米及许多科学家那里领略到现代物理一样。

 

2、杨振宁教授所认识的中国文化

1999年12月3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于新亚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杨教授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阐述中国文化的特征。

杨教授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在传统文化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所以,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杨振宁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文化是求理,而近代科学(包括现代科学)是求自然规律。传统文化所求的理并非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而近代科学追求的是自然规律。这样一种划分就使传统文化与近(现)代科学泾渭分明了。传统文化求理,不求自然规律,那么,这个理又是什么呢?杨教授解释这个“理”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那么,这个“精神”,这个“境界”又是指的什么呢?难道科学没有精神,没有境界吗?第二,杨教授认为在传统文化里只有归纳的方法,而没有逻辑推演(或称演绎)。大家知道,在科学体系里进行研究,需要两种方法,一个是归纳,一个就是推演。所谓归纳,就是把许多现象归纳起来得到一个认识,一个定义,一个理论,把许多事物聚在一点上,一个认识上。原来现象上看似不同,本质上却是这么相近。所以,归纳实际是由外向内的一种认识。逻辑推演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过程非常严密,比如由一到二,由二到三,这个次序只能这样。现代科学既有归纳,又有逻辑推演,而逻辑推演是它的标志。中国文化里只有归纳却没有逻辑推演,这又将传统与现代区别开来了。第三,传统文化里缺少实验,缺少自然哲学。在很多场合,许多人都认为中医与其说是一门自然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自然哲学。而杨教授在讲演中却以中医为例,认为传统文化中缺少自然哲学,这显然与许多人的观点相左。在现代科学领域里,实验是非常重要的,离开实验几乎寸步难行。即便是审视科学的部门也是如此。当年我读博士的时候,管理博士这一层次的机构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除了文献博士外,其余的都要搞实验研究。所以,我这个博士算是侥幸得的,因为我并没有做实验研究,这要得益于我的导师。

在中医历史里没有实验,我们没有看到黄帝问岐伯,你的阴阳理论是怎么发现的?是不是通过小白鼠实验发现的?确实没有。所以在中医乃至其他传统科学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实验,这是合乎实际的。以上就是杨教授对中国文化的大体认识。

 

3、传统理论的构建

这一小节的内容主要是就传统文化与中医的问题跟杨振宁教授商榷。

杨教授的上述认识是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是很正确呢?是否真正表述出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呢?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传统文化虽然有许多分支领域,但是,中医是最具代表性的。下面就以中医为例,次第讲述我的观点。

(1)何为理?

首先,我们要来认识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理”。传统文化孜孜以求的这个“理”,是不是仅仅是一个精神和境界的问题,还是包括了精神和境界?我们可以先从文字的角度来考究这个问题。

《说文》曰:“理,治玉也。”所谓治玉,也就是雕刻玉。玉石开采出来以后,经过我们的琢磨,经过我们的精雕细刻,形成我们所需的形状,形成一个艺术品。所以,理的原意,是指的这样一个过程。在古人眼里,所有的物质中最致密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玉。为什么玉看起来很冰清、很细腻呢?就是因为玉的纹理非常细润的缘故。大家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解牛,目无全牛。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熟悉牛的理,每一块肌肉的走向他都非常清楚,顺着这个走向、这个纹理去解牛,既快捷,又不费刀。那么,玉的理当然就要比牛的致密多了。所以,治玉更要加倍地细心,更要清楚这个理,顺着这个理去琢磨,去雕刻,就可以弄出我们所喜欢的艺术品,要是逆着这个理去雕刻,玉就会被损坏。理的原意就是这样。引申出来呢,就是你要这样走才行得通,那样走就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理在这里发生作用。大家想想看,这样的理不是自然规律又是什么呢?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行不通。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理的意义就在这里。你要顺着走,路子才走得通,这就是理。人理也好,天理也好,自然之理也好,都是这样。自然之理就是我们要顺着这个理与自然相处,才行得通;人理就是我们如何跟人相处才行得通。所以,理不光是精神和境界的问题。理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这样走就行,那样走就会碰壁。而精神有时是虚无的、飘渺的,没办法把握的。

我们说在中医里面,更显得上面这个理、这个规律、这个法则的重要,而这个理、这个规律、这个法则是什么呢?就是阴阳四时!所以,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这里为什么要用“得道”这个字眼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得道这个词在古人那里用得很多,得道可以升天,连天都可以升,还有什么不能的呢?那因为什么得道呢?因为你明白了这个理,顺着这个理走,当然就得道了,当然就步入坦途了。现在的宇宙飞船为什么能够升天呢?不就是因为我们弄清了相对论这个理吗?所以,这个理,这个道,这个道理都是很有义趣的词语,古如是,今亦如是。

(2)归纳与推演的结合

传统文化的建立是不是只有一个归纳呢?这一点上我也是不同意的,在《素问·上古天真论》里明确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里的知道者,也就是得道者。得道者,当然必须是明理者。这里的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阴阳,一个是术数。所以,这就有两个问题,阴阳表示的是归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里将天地万物,将一切事物的变化、生杀都归结到阴阳里,所以,就归纳的角度而言,天下没有比阴阳更完美的归纳法。那么,术数呢?术数所表述的显然就是推演的一面,显然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逻辑的一面。谈到推演和逻辑就必须联系数学,所以,杨教授认为在中国古代没有数学产生,只是到16、17世纪西学传入后,才有了数学的苗子。而真正意义上的数学则到20世纪才有,这要以清华、北大于20世纪初开设数学课程为标志。那么,中国文化里究竟有没有数学呢?答案是肯定的,术数就是关于数学的学问。《四库全书总目》在谈到术数的定义时,有下面一段文字:“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当然,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数理逻辑系统,但是,它属于推演的部分却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要想成为知道者,要想真正把握传统这门学问,就既要把握阴阳,又要明于术数。因此,传统文化是归纳和推演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3)理性思考与内证实验

传统文化里没有实验,这个问题杨振宁教授只说对了一半。确实,在中国文化里我们看不到像现代的这样一类实验研究。就医学而言,运用人体以外的东西,如用大白兔、小白鼠或其他动物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这样的实验的确没有。但是,在传统文化里,存在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个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才产生了传统文化,才构建了中医理论。内证实验是任何一个有志于研究中医的人所不能回避的。当然,内证实验这样一个问题确实不容易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内证实验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小白鼠,你看得见,摸得着,它完全是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一种能力。一旦具备了这一能力,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各种有别于在机体之外进行的各种实验。所以,这个问题不好谈,但是,不谈不行。如果讲传统文化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按照上面的路子理解传统文化。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中医是不具备理论结构的经验医学,要么,中医的理论是仅凭思考得出来的结果。大家可以想想,光凭一个思考得出的理论,值不值得我们完全地去信受?大家也可以想想,中医的许多理论,中医的许多事实,光凭一个思考行吗?比如经络、穴位这样一些东西,你能够思考出来吗?比如风池、风府这个问题,你凭什么思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特定的穴位要叫做风池、风府?你凭什么思考出少阳经是这样一个循行,太阳经又是那样一个循行?我想无论你如何聪明,这些东西也是思考不出来的。不信,你就思考出来一个看看。显然,如果没有内证实验的参与、没有非常精微实验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传统文化,特别像中医这样的学问,在其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是既有思考,又有实验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实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只有理由来区分内证实验与现代的外证实验,而根本没有理由来否定内证实验。这个问题不应该含糊。

因此,理性思考和精微实验是传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是完全可以信受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认为传统文化里有试验。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内证实验是个什么东西,比如说经络,李时珍曾经说过,经络隧道,若非内视返观者,是难以说出道道的。内视返观是什么呢?内视返观就是典型的内证实验。具备这个内证能力,经络穴位都是看得见的东西,可是在现有的科学实验那里看不见,甚至动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也难以看见,那你完全可以不相信,所以,困难就在这里。

要进行上述的内证实验,需要主体具备一定的素养,一定的能力,在我们本身不具备这种内证实验的条件与能力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直觉?科学也需要直觉。爱因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直觉的信奉者。离开直觉,科学研究就少了一条腿。我想在我们许多人里,也许会有人具备这样一种内证的能力,也许一个也没有。但你相不相信呢?这是学中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有人问我,学中医需要什么条件?我想就是需要这个条件,在你做不出来的情况下,你相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存在?

内证实验究竟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梁启超的一句话说得很好:“心明便是天理。”这也是杨振宁教授在讲座中引用过的一句话。心明不是普通的心里明白,要获得这样一个心明是很不容易的。心明实在的就是已经具备了内证实验的这么一种状态。心明就可以内视,就可以返观,经络隧道就可以一目了然。你就可以进行内证实验的操作。为什么说这是内证实验呢?因为它不是在人体外部进行的。

大家知道,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提到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胎胪药录》。过去认为,既然有一本《颅囟经》是讲小儿疾病的,现在又用一个胎字,所以,《胎胪药录》自然应该是讲小儿用药的书。如采用现代的语言来翻译,或者可以叫做《儿科用药全书》吧。但是,我们翻开历史就会清楚,东汉以前会不会有一本专讲小儿用药的书呢?《神农本草经》只分上、下、中三品,而不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就是到明代的《本草纲目》也只分木部、草部、石部、兽部,等等。所以,有这些常识,就不应该这样来思维《胎胪药录》。那么,《胎胪药录》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胎,不是指胎儿,而是讲的胎息,是一种回复到胎儿时期的特殊呼吸状态。人一旦进入到胎息的状态,心明的状态也就自然产生了,内证的条件也就具备了,这个时候内证实验室就可以建立起来。此时,你对药物的感受是实实在在的,药物服下去以后,它的气味如何,它先走哪一经,后走哪一经,在这些部位发生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古人讲药物的气味,讲药物的归经,并不都是思考出来的,而是真正试验出来的。所以,《胎胪药录》就是在能够进行内证实验的条件下,对药物在体内运行作用过程的一个记录。

因此,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理论的构建,完全是在理性思考与内证实验的结合下产生的。所以,光有思考,没有实验这样一种认识是不能接受的。可以接受的是,中医确实没有像现代一样的外证实验。

(4)理论的运用

中医理论产生以后,它是怎么应用的呢?理论应用就有一个技术问题。在现代科学领域里,我们可以划分为三大块,就是基础学科、技术学科、应用学科。技术学科是什么呢?就是基础理论与应用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中介。现代科学是中介科学;传统科学是非中介科学。为什么现代科学往往是科学技术并称呢?就是因为这两者的相互影响太大,有些时候科学决定技术,有些时候技术决定科学。比如物质结构的研究,没有理论不行,但是要突破理论,没有高速度、高能量的碰撞机也不行。所以,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但,在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在理论与应用之间,缺少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理论与应用之间没有中介,没有桥梁。我们看现代医学,理论与应用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技术中介,整个现代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在为这个中介服务,这使得医学理论的应用变得非常方便。现在,医生很少再用望触叩听去诊断疾病,而代之的就是上面这个庞大的技术中介,这一系列的理化检测手段。而中医呢?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中介。中医是一门没有技术学科的医学。理论的应用,理论价值的实现,这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去心领神会,靠我们自己去把握,这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要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差别,我想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现代科学里,理论与应用之间有一个技术中介来帮助实现理论的价值,而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完全没有这个中介。理论的应用只有靠主体直接来把握,主体能够把握多少呢?像现代科学这个技术的过程完全可以由科学精英来创造,而技术一旦创造出来,就可以进行大批的复制,这个过程是可以由普通技术工人来进行的。钱学森搞原子弹,并不需要他亲自去造原子弹,电脑的专家发明电脑后,也不需要他一台一台地去造电脑,技术就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过程。所以,现代技术是很方便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使再高深的理论都能够变成现实。所以,在现代科学面前,精英是可以复制的。但是,在传统的领域里就没有这样一个方便。这样一个理论再好,如果你不能把握的话,还是等于零。就像我们现在拿到相对论,我们能搞出什么明堂?大家可以想想,一个相对论摆在你面前,你可以搞出些什么东西?我很难想象这个问题。如果你搞不出什么,是否就能说这个相对论太落后,爱因斯坦太糟糕呢?所以,中医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落后就落后在这样一个环节上。并不是说它理论真正的落后了。因为历史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精英成功地运用了这个理论,成功地运用它造出了“原子弹”,造出了“计算机”。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清醒的头脑,要好好地思考上面的问题。思考清楚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出在理论的环节上,还是出在其他的环节上。

通过上面这些讨论,大家是不是能建立这样一个认识,中医这门学问,现在并不是理论出了问题,并不是理论滞后于临床,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医的理论,你一旦进去了,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有受用,怎么还会说她滞后呢?

现在,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共识:中医的问题没有出在理论上面。既然没有出在理论上,那为什么会出现我们今天的这个局面呢?这就需要从我们自身上去找原因。我们对中医理论的领悟如何?我们是否真正把握了中医理论的临床运用?记得1987年,我的师父曾经接治过一例血气胸的病人,患者经过一周的西医保守治疗,病情不见缓解,仍高热不退,呼吸困难,左肺压缩2/3。在这种情况下,西医只有求诸手术治疗。但,患者本人及家属并不愿放弃保守治疗的希望,于是转而求治于我的师父。师父诊后,认为这是阳明病,属阳明不降所致,只要设法恢复阳明之降,血气胸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于是处了玉竹120克、陈皮120克、白芷120克、大枣120克,共四味药。服药以后出现大量腹泻,自觉症状迅速缓解,第四天,体温恢复正常,治疗一周血气全部吸收,左肺复原。血气胸与阳明又有什么关系呢?看来这完全是一个领悟和运用技巧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经典的这个理论不但能够解决20世纪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21世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