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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夏金元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一、《内经》研究

金元诸医家主要采取两类方法研究《内经》。一是抽取其中部分理论作专题研究,二是依据《内经》某一基本观点,结合实际进行发挥,形成一种系统的创新理论。第一类著作主要有刘完素的《内经运气要旨论》(佚),《素问玄机原病式》,佚名《运气图解》(佚),邓炎《运气新书》(佚),曹大本《运气考定》(佚),吕复《运气图说》(佚)等,这一类著作主要吸取《素问》“七篇大论”中运气学说,结合疾病发生、发展机理予以阐发,惜多数亡佚。其中最有成就的为刘完素,他认为“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故他以《素问》“五运六气”理论及病机学说为基础,通过比物立象、推演归纳,建立了一套认识疾病证候特性的分类模式:五运主病,六气主病,并从“火热论”角度予以系统阐发,这一专题研究成就,不单使运气学说本身得到了发展,而且促使了中医各类理论问题的深化研究。

此后,诸医家多本着不拘泥一词一句的注释,而求古人意理所在,联系实际予以发挥的态度对待《内经》,建立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理论学产。重视临床实际研究,应用《内经》已在金元时期成为一种崇尚的医风。刘完素的《素问宣明论方》是这样,张元素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也是如此。

除上述医家及有关著作外,金元时期还有不少《内经》研究专著。如刘完素的《图解素问要旨论》(八卷),《素问要注》(佚),元代薛时平的《新刊注释素问玄机原病式》,李季安的《内经旨(指)要》(佚)等。现存比较有成就的注释整理《内经》的著作为滑寿《读素问钞》(九卷)及《补遗》(一卷),受到后代医家的重视。

二、《难经》研究

这一时期《难经》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金代医家纪天锡,精加访求十余年写成该书,其后不久,著名医家吕复时该书力辨前人之非,注解谨密的特色给予了较高评价,张元素也曾撰有《洁古注难经》一书(又称《药注难经》)。该书的特点是阐发《难经》奥理,复随其疾证附以禁忌方论述经解。惜流传至元末,便失传了。李駉(子野)《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七卷。李氏深感世人对《难经》理解不深,遂“随句笺解”,以宋时流传的前代吕广等十先生补注之说为宗,言言有训、字字有训,撰成该书。

这一时期《难经》研究成就最大的是滑寿的《难经本义》(1366)。他追本溯源,考之《灵枢》、《素问》,又及仲景、叔和,以绎其绪,凡诸说善者,均予吸收,并详细阐发前人未明之旨。该书首列诸图,后疏本义,辨疑正误,使全书辞达理明,条分缕解。所以该书诞生后,为后世众多医家所重视,成为元代以前《难经》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他《难经》研究著作还有陈瑞孙《难经辨疑》;王少卿《难经重玄》;袁坤厚《难经本旨》;谢绍孙《难经说》;李駉的《难经注解》(四卷)等,后均亡佚。

三、《伤寒》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伤寒论》研究与两宋时期相比要薄弱一些,但也不乏有影响的著作,如在后世《伤寒论》研究中流行最广的成无已《注解伤寒沦》便出现于这一时期。

金元时期,医学界的学术空气比较活跃,出现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在《伤寒论》研究中也反应了这种倾向,例如宋云公的《伤寒类证》将仲景397法,分证50门,派生出484法,列表倍分述。吴恕的《伤寒图歌活人指掌》针对《伤寒论》,《南阳活人书》增辑若干图表编纂而成,都是着重于论述伤寒诸证的。王好古的《阴证略例》则提出伤寒阴证的新见解。而马宗素《伤寒医鉴》,镏洪《伤寒心要》以及旧题刘完素撰的《伤寒直格》均以“伤寒”题名,也言六经,也谈仲景方,实际上却是论述温热病为主。此外,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专论舌象,并附有简图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

(一)成无己首注《伤寒论》:

成无己的代表作是《注解伤寒论》,他是全面逐条注解《伤审论》第一家。此书一出,流传甚广,超过了《伤寒论》的任何一个其他版本,因而影响也很大。成氏的注解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经”释“经”,即引用《内经》、《难经》的原文来解释《伤寒论》的医理,追溯其学术源流。由于中国古代具有崇古尊经的传统,因而以“经”释“经”的方法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成氏这一注释法很受后世注律《伤寒论》者仿效。

其二,成氏的注解着重于时病因病机及组方意义的发挥,它的注解中几乎为伤寒各证每一症状都注明病机,每一方剂都说明方义。成氏的这种注解方法条理比较清晰、说理比较明了,使读者易于理解,使用者便于化裁。因此为后世医家广泛效用,已远不限于《伤寒论》的注解。

成无己的另一部著作是《伤寒明理论》。此乃成氏在注解之余发挥本人对《伤寒论》的理解。前三卷对《伤寒论》条文进行横向联系,提出发热、恶寒等五十个伤寒病中的常见症状,对每一症都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分析,实际上是伤寒有关症状的鉴别诊断。卷四为“伤寒方论”,成氏从113方中精选出20首,阐发其配伍关系及方药效用,大多是他的经验之谈,颇值一读。

(二)王好古对伤寒阴证学说的发挥:

自宋以降,各家研究《伤寒论》往往详于三阳证而疏于三阴证。王好古曾与李东垣同学于张洁古门下,在张氏重视脏腑虚损的启示下,又受到李氏脾胃气虚理论的影响,尽十余年的心力钻研《内经》,《伤寒论》的阴阳脉例,并广泛参照王叔和、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等有关阴证阴脉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对于伤寒阴证的新见解。

他首先指出,伤寒是人之大疾,病情最急,而阴证尤为严重。因为阴证准辨而难治,鉴于阴证之难辨,王氏分析了阴证的各种变证和假象,阐明病机及鉴别要点。他指出如阴证表现为一身阳气内消、身表凉、四肢冷、脉沉细则易辨认,若表现为阳从外泄,身表热,四肢温、头重不欲举,脉浮弦,按之全无力,此类阴证则容易误诊,若用解表发汗之法,会使三焦气绝造成危证,辨证时,李氏非常强调以诊脉为鉴别标准,鉴于阴证之难治,王氏提出“三阴可补”之法,主张“药当从温”,尤其强调了温肾助阳的重要。

在众多《伤寒论》研究著作中,《阴证略例》从阴证入手,打破了治外感与治内伤的界限,用六经辨证的原则把伤寒与杂病的治疗联系起来,可谓是独树一帜。虽说其本身在温阳与养阴的问题上存在一定偏面性,但作为对《伤寒论》一个方面的探讨,显然不可能求全责备。王氏对伤寒阴证的发挥对后世更加全面地理解《伤寒论》很有补裨。

四、诊断学研究

金元时期诊断学研究成就突出地反映在脉学和舌诊上。有些见于有关专著中,有些散在于一些综合性著作里:

(一)脉学: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脉学专著为滑寿的《诊家枢要》(1341),该书集元以前诸家脉学理论为一体,结合个人认识,详述脉诊体系及辨脉法,共论及浮、沉、迟、数等29种脉象及主病。并阐析了妇人、小儿脉法,内容丰富,尤其在小儿诊察指纹方面,认识较前人又更进了一步。

张元素的《洁古注脉诀》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脉学专著。该书收有张元素、张壁父子的脉学认识。其特点是详论脉理,随脉辨证,随证附方,兼集诸家之善,适于临床依脉辨证施治。惜流传到元代,只存提名张壁的二部节本著作。其他脉学著作还有张壁《脉谈》,李杲的《脉理玄微》(疑托名李杲)、佚名《东垣脉诀》(1251年),托名朱丹溪的《脉决指事病式图说(又有称为李杲作),姚宜仲的《诊脉指要》(佚),鼓起宗撰、明代汪机补订的《脉诀刊误集解》以及已佚的吕复《脉系图》等著作。

(二)舌诊:

这一时期舌诊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验舌专著《敖氏伤寒金镜录》(1341年)。该书原书名《金镜录》,内载辨别伤寒舌法十二首,附舌象图十二幅,惜后渐失传,1341年,杜本在上书基础上,增补24幅舌象图,共计36幅舌图,并载方治于图下。其中24幅专论舌苔,4幅专论舌质,8福兼论舌苔与舌质。舌色有淡红、红、青三种,苔色有白、黄、灰、黑四种,舌面有红刺裂纹等变化,舌质变化有平滑涩刺等,基本包括各种主要病理现象。各图下附文字说明,并结合脉象,分辨寒热虚实、内伤外感,论述证治方药及病证发展、预后。

另外,其他著作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记述,如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辟“舌上苔”篇,对有关伤寒病舌象作了专门论述,内容丰富。李杲的《脾胃论》分析了舌干的各种证候,丰富了察舌辨证的诊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