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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医伤科学发展简史

中医伤科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防治皮肉、筋骨、气血、经络、脏腑损伤疾患的一门科学。历史上称为疡医、金镞、正体、正骨科等。在祖国医学中,中医伤科学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和经验,并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起便是由生产所决定的。中医伤科学的起源与形成,也与劳动人民长期的劳动生活、生产实践紧密相关。距今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便依靠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用原始的劳动工具,有限的劳动经验,简单的劳动互助。来对付自然界的各种灾难,抗击猛兽的频繁侵袭,以获取必要的食物,同时也相应地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药知识。原始社会的早期,人们大都住在洞穴或窝棚里,以避风雨寒暑,防备猛兽虫蛇,这是人类最早的预防外伤措施。但人类在与毒蛇、猛兽搏斗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时,也常常发生外伤。原始人就在损伤疼痛、肿胀处抚摸、按压,以减轻痛苦。经过长期的反复实践,摸索出一些能医治损伤性疾病的方法和一些简单的治伤手法,如对伤口用泥土、树叶、草茎等进行涂裹。这便是外治法的起源。

公元前11世纪的周代,在医疗分工上已有专人掌管骨科疾病的治疗。《周礼》中记载。的“疡医”,就是负责“肿疡、溃疡、金疡、折疡”的治疗。这里所说的“金疡”,即“金创”。指由金属器刃损伤肢体所致创伤;“折疡”概括了击、堕、跌、扑所致的骨断筋伤等疾病。其治疗办法也比较丰富,除内服中药外,还有敷药(祝药)和手术(刮杀)等治疗措施。那时虽无伤科专著,但在同时期现存最古老的几本医学文献中都有记载这方面的内容。如《内经》中,就有对跌打损伤的症状、诊断和治疗的论述。《神农本草经》收集的“主金创续绝筋骨伤”药物达数十种之多。《金贵要略》载有治“金疮”的王不留行散及治马堕及一些筋骨损伤方。可见当时伤科学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内经》是我国医学文献中现存最:早的一部典籍,它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基本理论。《灵枢·经水篇》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骨度篇》通过体表测量人体骨骼的长短、大小、广狭,按头颅、躯干、四肢各部折量出一定的标准分寸。《灵枢·经筋篇》论述了附属于一二经脉的筋肉系统。由于解剖学、生理学的发展,也就促使了伤科学的发展。《素问·缪刺论篇》论述:“人有堕坠,恶血留内,……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素问》阐发的“气伤痛,形伤肿”以及“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等理论,一直指导着伤科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医疗实践。《灵枢·刺节真邪篇》记载“骨蚀”的病名病因及其病机,均类似现代医学的无菌性骨坏死。《素问·痿论》还分别论述了痿、脉痿、筋痪、肉痿、骨痿等肢体畸形的病因、病理、辨证和治疗。《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说明痿症引起肢体一部分筋肉瘫痪松弛,另一部分筋肉痉挛、缩短,继而可引起关节畸形。在治疗上,已广泛采用针灸、熨贴、按摩和药物等方法。此外,《吕氏春秋·尽数》曰:“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足则为痿为,”主张采用运动锻炼的方法治疗足部“痿”(肢体筋脉弛缓,痿软无力,行走不便的疾病),为后世伤科动静结合的功能疗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是祖国医学的隆盛时代。历史上著名的外伤科医学家华佗,既能用方药、针灸治病,更擅长外科手术,并创立了“五禽戏”,与现代医学中的医疗体育相似。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巨著。他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立了理、法、方、药一整套辨证施治方法。同时还记载了牵臂法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等复苏术。

隋代(公元581至618年),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探求诸病之源,九候之要,列述了1700余症,为我国第一部病理专著。该书《金创伤筋断骨候》中指出:筋伤后可引起循环障碍(营卫不通),创虽愈合,但仍可遗留神经麻痹和运动障碍的症状,并提出伤口必须在受伤后立即缝合的正确观点。

唐代(公元618至907年),孙思邈著《千金方》中记载了颞颌关节脱位的复位手法。“一人以手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矣,推当疾出指,恐误啮伤人指也”(治失欠颊车磋开张不合方);并指出整复后可采用蜡疗和热敷,以助关节功能的恢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治疗颞颌关节脱位的复位方法,直至现在仍被普遍沿用。王焘著《外台秘要》,主张用毡做湿热敷,以减轻损伤肢体的疼痛。蔺道人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第一部伤科专著,它阐述了骨折的治疗原则为正确复位,夹板固定,功能锻炼,药物治疗直至骨折愈合。指出复位前要先用手摸伤处,识别骨折移位情况,采用拔伸、捺正等手法。骨折整复后,将软垫加在肢体上,然后用适合肢体外形的杉树皮夹板固定。对动静结合的理论,蔺道人较前人有更进一步的阐述。该书指出:“凡曲转,如手腕脚凹手指之类,要转动……时时为之方可。”对开放性骨折,他则采用经过点沸消毒的水冲洗污染的伤口和骨片,皮破必须用清洁的“绢片包之”,“不可见风着水”等。这种原则现在仍为处理开放性骨折的准绳。

元代(公元1279至1368年),蒙族善骑射,对于伤科颇有专长,在医制十三科中,就有正骨科。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在伤科学上有伟大的成就。他认为“颠扑损伤,骨肉疼痛,整顿不得,先用麻药服,待其不识痛处,方可下手。”麻醉药量按病人年龄、体质及出血情况而定,再按照病人麻醉程度逐渐增加或减少,“已倒便住药,切不可过多”。危亦林是世界上第一次采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的人。该书指出:“凡挫脊骨,不可用手整顿,须用软绳以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使自归窠,……然后用大桑皮一片,放在背皮上”杉树皮两三片,安在桑皮上,用软物缠夹定,莫令屈,用药治之。”该书还把髋关节脱位分为前后两型,指出:“此处身上骨是臼,腿根是杵,或出前,或出后,须用一人手把住患人身,一人拽脚,用手尽力搦归窠,或是锉开。又可用软棉绳从脚缚倒吊起,用手整骨节,从上坠下,自然归窠。”危氏又把踝关节骨折脱位分为内翻、外翻两型,并按不同类型施用不同复位手法,指出:“须用一人拽去,自用手摸其骨节,或骨突出在内,用手正从此骨头拽归外,或骨突向外,须用力拽归内,则归窠;若只拽,不用手整入窠内,误人成疾。

明代(公元1368至1644年),大医院十三科,其中就有接骨科。薛己著《正体类要》指出:“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阐明了伤科疾病局部与整体的辨证关系。

清代(公元1644至1911年),伤科又有了新的发展。吴谦集历代伤科之大成,著《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清代以前的骨伤科经验,对人体各部位的骨度,手法,夹缚器具及内外治法方药,记述最详,既有理论,尤重实践,图文并茂,是一部较完整的正骨书籍。近代学者多崇此书。值得注意的是吴谦不仅把正骨手法归纳为摸、接、端、提、推、拿、按、摩八法,并运用手法治疗膘腿痛等伤筋疾患,使用攀索叠砖法赘复胸腰椎骨折脱位。而且强调了正确运用手法的重要性,就是必须先“知其体相,识其部位”,才能“一旦临症,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如此则手法运用更加具有科学性。这一观点目前仍为大家所推崇。在固定方面,“爱因身体上下正侧之象,制器以正之,用辅手法之所不逮,以冀分者复合,欹者复正,高者就其平,陷者升其位。”并创造和改革了多种固定器具,例如,对脊柱中段采用通木固定,下腰部损伤采用腰柱固定,四肢长骨干骨折采用竹帘、杉篱固定,髌骨骨折采用抱膝器固定等。此外,沈金鳌著《沈氏尊生书,杂病源流犀烛》对内伤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有所阐发;顾世澄著《疡医大全》,对跌打损伤及一些骨关节疾病有进一步的论述;钱秀昌著《伤科补要》、赵竹泉著《伤科大成》、胡延光著《伤科汇纂》等专著亦系统详述了各种损伤的证候和治疗,并附有很多治验的病案,均为学习与研究中医骨伤科学的重要文献。

伤科学在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伤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宝贵的经验,其中有不少是世界上最早的发明创造,代表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使中医骨伤科学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此期间伤科学著作甚少,极其丰富的伤科经验散存在老一辈的中医师和民间中,缺乏整理和提高,甚至几乎濒于失传的边缘。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确地贯彻了党的中医政策,祖国医学犹如枯水逢春,欣欣向荣。30多年来、我国骨伤科医务工作者,尤其按摩推拿医务人员以辩证唯物主义力指导,实行中西医结合,积极开展手法治疗骨关节及其周围筋肉组织损伤的研究工作。国内很多省、市、自治区先后办起了按摩(推拿)训练班及学校,培养按摩专业人员。全国和一些省市相继成立了骨伤科研究机构,对伤科医学的发掘、继承、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按摩医学在伤科领域中的广泛运用已取得了新的成就和发展。近年来我国伤科学的新进展越来越受到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世界医学科学做出了一定贡献。今后,我们一定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去整理、研究、总结极其丰富的伤科医学,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使我国医学科学技术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更好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