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务斋在治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医药方网 www.piccc.com 发布时间:2019-04-08
近代名医陈务斋治疫学术思想探析
 
清末民国时期我国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疟疾等瘟疫爆发频繁, 当时广西名医陈务斋以擅治疫病闻名于世, 在治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陈务斋临证50余载, 遣方用药别出心裁, 常融经方、验方、时方为一体, 疗效卓著。时任中国医学会副会长的何廉臣曾将陈务斋与张锡纯、萧琢如、丁甘仁等并称为“全国名医”。
 
生平著作
陈务斋 (1871年至1946年) , 字号庭, 广西容县人。陈务斋自幼聪颖, 勤奋好学, 1891年起于容县县底爱生春药店、梧州八井坊、小南路行医, 1915年至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 曾任梧州市国医公会主任委员、梧州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校校医、广西省立梧州区医药研究所教员、广西宣传人员养成所医生。清末民初广西容县、梧州地区时疫频发, 陈务斋于1900年至1930年间多次亲临疫区救治患者, 活人无数, 鉴于其防治时疫屡建殊功, 1935年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其颁赐“十全著绩”大匾一幅, 嘉禾勋章一枚, 乡人以“功同良相”“术精学博”等匾额相赠[2]。陈务斋著有《医道还原》《陈务斋验案书百例汇编》等, 惜于抗日战争期间毁于兵火。
 
学术特色
1. 明辨疫病原由, 推介良方避疫
瘟疫自古有之, 《素问·刺法论篇》指出:“五疫之至, 皆向染易, 无问大小, 病状相似”明确了瘟疫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对瘟疫的流行, 陈务斋不仅强调“时疫流行, 菌毒飞扬, 由口鼻吸受, 直接传染”, 他还结合地域、环境卫生、习俗等综合考虑疫病流行原因。如白喉病, 陈务斋认为其在南方和北方均有流行, 南方由于气候湿热蕴蒸导致机体津枯液涸, 水竭火升, 北方因气候干燥, 加以尘埃飞扬, 以煤代薪, 煤毒亦多, 可使人津枯肺燥, 阴虚液竭, 南北方发生白喉虽症状相似但原因各异。同时, 陈务斋指出疫病“或因沟渠淤塞, 毒菌孽生, 或因病者涕唾, 随便弃地, 毒菌随空气而飘荡, 以致传染”[3], 这与预防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认为恶劣的环境是其传播的重要原因。此外, 陈务斋从个体考虑, 认为“燥火烟媒, 直冲喉肺, 日积月累, 以致阴枯液竭, 亦易罹斯疾”[3], 指出抽烟亦是致疫的重要原因。陈务斋从地域环境、习俗和个体差异等方面阐述疫病发生的原因, 可见其善于综合多种因素进行明辨缘由, 以指导疫病的治疗。
 
陈务斋对预防瘟疫还善用中草药, 如他提出“当天花流行时, 以生地黄玄参、天冬、百部黄芩、杉木寄生煎服, 以蒜头搽擦鼻孔”。因蒜具有行气消积、解毒杀虫的功效, 故用蒜搽鼻能够有效抑制疫病的传播, 是广西民间常用的避疫方法。杉木寄生为广西民间药材, 具有祛痰、止痢、祛风的作用, 其与生地黄玄参、天冬、百部黄芩同用可共奏滋阴清热、润肺祛痰的功效, 对瘟疫预防有着良好的作用。此外, 他还提出“鼠疫流行时, 以桃子树叶煎服, 用硫磺搽全身, 并时常携带硫磺于身上”[4]。因硫磺具有解毒杀虫止痒的功效, 与皮肤接触在其分泌物的作用下能产生硫化氢及五硫磺酸, 可起到杀菌、杀疥的作用, 而据《日华子本草》记载, 桃树叶可“治恶气, 小儿寒热客忤”, 亦为民间常用的驱邪草药, 这些方法在当时容县、梧州地区瘟疫预防中, 起到了一定的预防效果。
 
2. 探岐黄真谛, 撰脉论详明
陈务斋认为习医理须探究源流, 其在疫病理论方面多有发挥, 如陈务斋指出天花痘“其受传染者, 多是营卫不和, 或脏寒腑热, 或脏热腑寒, 然后招摇外感”[5], 明确了天花痘发病虽由外邪感染引起, 但机体内部功能紊乱才是发病关键。又如对痘疹患者, 他提出应先根据患者症状进行判断, 尤以未出痘前的诊察最为重要, 因风火郁闭是痘疹患者出现壮热、头痛呕吐、全身痛的原因, 因此应采用解肌开表、清热解毒的治法以透痘外出, 而痘成后则应分析痘疹的情况再根据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方法进行治疗。从陈务斋对痘疹的分析、诊察、治疗, 可见其在临床中严格遵循审证求因, 辨证论治的原则, 实乃一代良医。
 
陈务斋所称“脉论”, 即医生对患者患病经过和治疗情况所作的文字记录, 即现在的病案、病历。陈务斋提出医者在临床治疗患者时当有脉论, 他认为“如此做法, 于己于人均有好处”, 因此陈务斋在患者的处方上均详细记录病情, 如“面色, 唇色, 舌质淡红或鲜红或绛色舌或紫色舌, 舌苔之有无厚薄、色泽润燥, 有无芒刺裂纹、胀痛萎缩, 闻病者之咳嗽干咳或痰咳, 说话声音之强弱, 问病者之饥渴, 有无呕吐, 小便清长或短赤, 大便干结或溏烂, 困倦与否, 切脉之至数脉象等, 综合四诊所得加以归纳, 属表属里, 属寒属热, 属虚属实, 属阴属阳, 逐一记于其中”[1]。陈务斋将主症、兼症和舌脉情况详细记录的做法有利于在处方用药时有临床依据, 同时他在处方两旁印有“再来诊病, 携回前方”, 这样的病案记录相当详尽, 其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的做法, 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
 
3. 善治时疫, 疗急危重症
陈务斋对瘟疫治疗有着独到见解, 他曾多次亲临疫区救治病患, 如民国四年, 容县贤德区天花疫痘流行, 陈务斋治“愈该症者数十人”[5];民国五年丙辰岁夏秋相交, 容县城厢鼠疫流行, 陈务斋“医治数十人”[5]。在治疗疫病方面, 陈务斋颇有心得, 他指出鼠疫患者“除颈、腋窝、腹股沟等处淋巴结坚实变黑者不治外, 一般均能救治”;天花患者“除高热神昏、发疹时出血或咳嗽呼吸迫促、失音、饮食难下、孕妇小产外, 一般均能救活”[5]。陈务斋对疫病治疗有独到见解, 特别对白喉治疗, 其“总以养阴清肺, 滋润为纲, 忌表散及苦涩辛燥等品”[3], 在方药选择上, “养阴清肺汤, 必须除减薄荷;竹叶石膏汤, 必须除减羌夏参;百合固金地黄汤, 桑丹泻白散, 对症而施轻重”[3]。陈务斋治疗白喉病以滋阴润肺为原则, 以病情为据酌情用药, 在药物的配伍上忌用表散、苦涩和辛燥的薄荷羌活等以免耗伤津液, 可见其在治疗疫病方面经验丰富。
 
陈务斋精通医术, 擅长对疫病急危重症的救治, 现选录一例如下, 可见其辨证精炼, 用药之妙。患者罹患疫毒痢, 病势垂危, 陈务斋急投大承气汤, 服后症状未有减轻, 将原方每味加倍, 连进2服后, 则痛、渴、痢略减。再将上方每味加2倍, 速进3服, 则泻稀量胶黄之便数次, 燥渴大减, 急重已除, 赤痢减少, 日夜仍达数十次, 食能下咽, 略能睡眠。进而改用清热解毒厚肠汤, 速投五服, 则燥渴更减, 赤痢已除, 惟泻黄白胶潺, 日夜尚有十余次, 食量略进。至此, 脉缓滑而弱, 又用参归莲子汤, 连数服后, 燥渴已平, 泻痢更减, 腹尚有微痛, 脉滑滞, 急用止痛泻丸, 十日燥平渴止, 痢减, 急重除, 食量略进, 二十日痢止食进, 元气已服。此病案中, 陈务斋以“通因通用”为治则, 用大承气汤通腑泻热毒, 继用清热解毒厚肠汤去脏腑郁热, 理气厚肠, 再用参归莲子汤健脾生津, 活血润燥, 最后用急止痛泻丸理气平肝, 攻补兼施, 以收全功。由此可见陈务斋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精于辨证, 善用经方, 在治疗危急重症方面别具特色, 对临床治疗有着较高的指导意义。
 
4. 师古不泥古, 勇创新方
陈务斋推崇张仲景、吴又可之学术, 其治疫多受近代曹心怡、张善吾、郑梅涧等名家影响, 如治疗喉痧证, 其仿照曹心怡先通气开窍, 后润肺降逆化痰清热, 继以养胃清热法收功。治疗阴寒霍乱抽筋, 症见:“骤然四肢麻木, 体中战粟, 腹痛胸满, 上吐下泻, 由辰至午, 足筋挛缩, 声音嘶哑, 汗出如油, 目直、口开气促, 左右手脉沉似危”[6], 用附桂理中汤加减麝香、砂仁、法半夏, 而此法为仿陶氏回阳急救汤化裁而来。陈务斋在继承先贤的基础上, 还创制了诸多新方, 如清瘟败毒厚肠汤、刀柿羚犀汤、羚犀杏石解毒汤、疏风羚犀钩藤汤、羚羊黑膏汤、平阳退热方、荣筋逐湿汤、平胃润燥汤、补气运脾逐湿汤、参芪宁神方、败毒消核膏等。羚犀杏石解毒汤取杏仁、石膏、知母、桑白皮、天花粉、石斛、竹沥, 润肺降逆, 化痰生津为君, 羚羊角、犀角, 清心平肝, 凉透伏火为臣, 人中白、银花、红花, 凉血败毒, 去瘀生新为佐, 芦笋、白茅根, 清宣透解为使, 具有清肺解毒, 豁痰开窍, 行散血瘀的功效, 是伤风时疫危证的常用方。刀柿羚犀汤取刀荳、柿蒂、竹茹降逆除呃, 开胸定喘为君, 龙胆草、羚羊角、犀角、黄芩, 清热解毒, 降肝胆卫逆为臣, 石斛、知母、生地黄、生石膏平阳明胃逆, 化痰生津为使, 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潜阳、降逆化痰的功效, 是治疗鼠疫的常用方。从上述陈务斋自创方可以看出, 陈务斋选药之妙、组方之精、制方之巧, 值得当今临床学习借鉴。
 
5. 疫后调护, 强调平衡
瘟疫多起病急、变化快, 病程中多伴高热, 可生风动血、耗气伤阴, 因此陈务斋认为疫病在后期当注重调护, 应以补气血, 清余热、调理脾胃、益气养阴方法为主。如天花后期调养以健运脾胃、益气养血为主, 可用保元汤加减助气提升, 脾胃汤加减益脾和胃, 八珍汤加减托里透脓, 十全大补汤加减大补元气。鼠疫后期以滋阴清热, 益气宁神为主, 用犀角地黄汤合人参白虎汤滋阴降火, 助气生津, 退热凉血, 清心宁神。白喉后期选用琼玉膏、甘露饮、养阴和中汤、养阴固土汤、养正阳汤等补虚健脾、益肺补肾、清热养阴。时疫后期以补气养血为主, 用补肺阿胶汤加生脉散润燥生津, 滋降虚火, 或以四物汤合生脉散补气生津、养阴活血, 或用四君子汤合五皮饮补气运脾, 去湿消肿, 或用参芪归术汤补气养血生津、降火宁神。烂喉痧后期以润肺养阴为主, 选用石斛元参汤润肺降逆, 清热养胃等。陈务斋在疫后调护时, 强调用药灵活应变, 旨在恢复机体平衡, 谨遵“酌量中之轻重, 或实或虚, 应加应减, 对症施药, 切勿固执, 以活方应变化无穷之病”[1]。
 
综上所述, 陈务斋论治瘟疫, 颇具心法, 其着意于脉论, 明辨时疫, 并分疫而治, 勇创新方, 在急危重症救治中, 审其标本虚实, 灵活应变, 治法精详, 其对瘟疫的论述与阐发, 对当代登革热、埃博拉出血热、寨卡病毒、禽流感等疫病的中医临证治疗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绍琮, 姚迺钦.名医陈务斋传略.梧州史志, 1986 (6) :53-58
[2]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容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976
[3] 陈务斋.白喉症一夕谈.广西省立梧州区医药研究所汇刊, 1935 (1) :19-20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梧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组.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106-122
[5] 陈务斋.验案二则.广西省立梧州区医药研究所汇刊, 1935 (1) :22-26
[6]何廉臣.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346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张璐砾 戴铭 黄贵华 杨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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