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送夏医序》陈继儒《赠御医何承云序》

中医药方网 www.piccc.com 发布时间:2021-07-22
历代文学家都有为医家立传的名篇,如元代戴良的《九灵山房集·丹溪翁传》,明末黄宗羲的《南雷文定前集·张景岳传》,清代顾景星的《白茅堂集·李时珍传》和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徐灵胎先生传》等,都是中医医史的珍贵文献。除此之外,散见于他们文集中的赠医序,是作者写给所熟识医家的美文,值得品读。
 
赠序是我国古代散文文体之一,始于古代文人们聚会饮宴赋诗和诗序后的衍生,不必专以饯行赠别为内容而独成一体。内容多是对于所赠亲朋好友的赞许、推重或勉励之辞。而赠医序中所表达的,则是作者对医家的推崇、评价和独特见解,内容翔实可信,颇多真知灼见,可补医学史的阙如。
 
朱熹《送夏医序》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又号晦翁,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朱熹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他对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天文学家张衡的《灵宪》以及诸子百家都有涉猎,而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之一。
 
朱熹的一生与中医有不解之缘,在儒学的传承中,他常借用中医的术语,阐发宋明理学的“性理之学”,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气”构成的。在注解屈原的《楚辞·天问》时,朱熹引用《素问》《灵枢》的原文,论证发挥。他还以中药的药性和羸病者用灸法及吐泻治疗伤寒症等治法,来比喻减轻税负,治国利民的道理。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都离不开中医的体质和情志养生。“暮年药裹关身切,此外翛然百不贪。薏苡载来缘下气,槟榔收得为祛痰。”就是朱熹晚年热衷于医药祛疾,治疗自己脚气病的写照。
 
朱熹曾委托其弟子詹体仁刊刻同时代伤寒派医家郭雍(约1106—1187)的《伤寒补亡论》,并欣然撰写了后序《跋郭长阳医书》,阐述对古代经方、诊脉部位、用药之道等的独到见解,于庆元元年(1195年)在福州印行。他还有《题谢少卿药园二首》,是拜访因弹劾秦桧而父子辞官隐居,自号“药寮居士”,以种药卖药为生下的药学家谢伋(1099—1165)有感而发的诗,表达自己“小儒忝师训”的崇敬之情。
 
在《送夏医序》中,朱熹说,我曾经批评某些著书立论者,以为“宜于今者不必根于古,谐于俗者不必本于经”。读了夏君的医书后,他的处方用药,“奇怪绝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验”。我当面向夏医生求证,才知道他的医术“皆据经考古,而未尝无所自也”。朱熹感慨之余,挥笔撰写这篇赠序,称赞夏德的医术高超,是“根于古,本于经”的继承与创新。
 
夏德,字子益,又名德懋,南宋医学家。他精选师传药方中简易有效者十卷及家藏方两卷,附以自著的《奇疾方》一卷,合为《卫生十全方》刊行。朱熹读了此方书后,与夏德探讨后,甚为他的治学态度欣喜,遂以这篇送医序相赠。
 
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医相通,儒家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一直贯穿于中医理论和临床守正出新的始终。朱熹的这篇赠序短小精悍,从夏德懋的医方说到他的临床疗效,是源于对中医经典的熟读;批评当世有的做学问者,病在抛弃了“宗经征圣”的学术传统,可谓正本清源的学风棒喝。
 
刘攽《赠医潘况秀才序》
 
刘攽(1023—1089),字贡夫,一作贡父、赣父,号公非,江西人。庆历进士,历任曹州、亳州等知州,官至中书舍人。一生潜心史学,治学严谨,曾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负责汉史部分的编撰,著有《东汉刊误》等著作。据史料载,刘攽晚年苦于风疾,即患了麻风病,须眉脱落,鼻梁断坏。他求医问药,对医药的关注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篇赠序的题目可知,潘况是位明晓医学的秀才。起初“以术游京师,疾病之至门者日数人”,找他看病的人并不多。有了解他的人称赞说,潘医生能“相有病于未病,治已病于无病”,在患者还没察觉有病的时候看出病来,又能通过治疗,使已病的人恢复到没病状态。他“色喻于目,脉喻于指,声喻于耳”,四诊合参,药到病除,可以说是京城里医术高超的国手。
 
刘攽再去潘况的诊室,见到上门求医的人更多了,每天有近百人之众。又有了解潘医生的人说,潘医生“守学固而处心平,不以人之向己而喜,不以人之去己而沮”,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是一位德艺双馨的“有道者”。后来刘攽又去潘医生的诊室,只见门庭若市,似乎整个京城的患者都到这里了。又有了解潘医生的人说,“潘君不为利疚,不为势回”,其视富贵如贫贱,视布衣如王公,“得千金之谢,犹箪食之馈”,为高风亮节的君子。
 
由潘况的德才兼备,刘攽联想到当时的某些医生不学无术,拿患者的生死作赌注,来满足自己的不仁利欲,“设危辞诡说,以恐吓富贵之人,捩其手足而邀之财”;“益投毒药,与病相违,使其不自聊赖”;或“视贫贱无势者,则傲然不顾”。得到病家金玉钱帛后,满意盈欲,才开始为患者治疗。刘攽感慨地写道,“世皆曰医贱,与佣徒鬻卖者钧”,虽说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与受雇佣的人和做生意的人一样,可是古代岐伯、医和、医缓等名医,却担负着修身齐家治国的社稷安危的责任。“世之事多类此者,独医乎哉”,不仅是个别行医者不讲伦理道德,各行各业都有这种人。刘攽感念潘医生恪守古训,敬佩他高于世俗的医德,故写了这篇赠序,使世人知晓他自始至终不流于世俗的医德品行。
 
这篇赠医序使我们了解了宋代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家潘况的轶事。或许是作者在求医经历中也曾遭遇过庸医,在这篇赠医序里表达了他希冀社会廉洁清明的愿望。
 
揭傒斯《赠医者汤伯高序》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号贞文,江西人,元朝文学家、书法家。延祐元年(1314年),揭傒斯被举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撰功臣列传。至正三年(1343年),参与修辽、金、宋三史,任总裁官。揭傒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文学造诣深厚,散文简洁严整,诗歌清婉丽密,与虞集、杨载、范梈并称为“元诗四大家”,有《揭文安公全集》传世。
 
在《赠医者汤伯高序》开篇,揭傒斯说:“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在中国医学史上,夏商周是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即使到了元朝,在揭傒斯的家乡仍有人相信巫医巫术。医生开的药“入口不效,即摒去”,而巫术反复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责”,等到病情加重了,却认为“是医之误,而用巫之晚也”。巫师的祸害盘根错节,使得优秀的医生难以发挥治病救人的作用,阻碍了医学的发展,“故或旷数郡求一良医不可致”。巫师如此祸害老百姓,人们想要终享天年,那简直是件侥幸的事。
 
揭傒斯家乡有位叫徐棪、号若虚的先生,中了进士后却弃官谢归业医,听说谁有良方效剂,便“不远数百里而师之,以必得乃止”。徐棪历经数十年,博采王德肤、孙志宁、施发等众家之良方,著成《易简归一》传世。徐棪医生“博约明察,通微融敏”,无论富贵还是贫贱,从不苛责患者的报酬。“信而治无不效,其不治,必先知之”,对那些只信巫术的患者就放弃治疗,以免巫医借医师的疗效来夸耀自己的功劳。
 
揭傒斯寻访了许多地方,也没有遇到像徐棪这样精于辨治、通晓数科的医家。直到来到旴江,结识了自号“常静处士”的医生汤伯高,其“不伐不矜,深有类于徐”,即谦虚谨慎,医术与徐棪不相上下,而且经他治疗的病患效果非常明显。“余方忧巫之祸,医之道不明”,揭傒斯眼看着老百姓夭折羸病而不能救治,在遇到汤伯高后感到欣慰,遂写下这篇序,“书巫医之行利害及徐之本末以赠之”。他感慨,假使世上的医生都像徐棪、汤伯高这样,“巫其能久胜矣乎”!
 
宋濂《赠医师葛某序》
 
宋濂(1310—1381),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浙江人,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宋濂曾主持编纂《元史》210卷,著有《宋学士文集》等,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因早产体瘦多病,“每风眩辄昏迷数日”,幸得祖母金氏和母亲陈氏的悉心照顾,得以度过弱不禁风的童年。他“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宋濂与当时的著名医家滑寿、朱丹溪、戴原礼等交游甚厚,留下中医文化史上的佳话。
 
儒医相通,文史融汇,宋濂为滑寿的《十四经发挥》写序,指出学医者“经络不明,而欲治夫疢疾,犹习射而不操弓矢,其不能决也。”他与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以忘年交,遇之必报言而无所隐”。宋濂曾撰写《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附于《丹溪心法》后。在这篇墓志铭里,宋濂详述了朱丹溪的籍贯、家世、师承、医术等,盛赞这位医学大家的学术创见与德行。宋濂在序中说,为医者“必志虑微,机颖明发”,熟读经典,精于临证,才能胜任这个职业,“虽其父不能必传其子也”。他举例说,自己本乡有位三世业医的严姓医生,只会用《和剂局方》的方剂应诊擢疾,并以刚开始行医的朱丹溪诊治三个症状相同的患者,辨证和施治却并不一样的医案为例,来批驳父子传承三世必为良医的世俗观点。他认为只有像朱丹溪这样熟读经典,博采诸家,临证才能得心应手。
 
《赠医师葛某序》中所说的医师葛某,指的是元代名医葛应雷(1264—1323),江苏人,字震父,一作震甫,号彦和。其祖父思恭、父亲从豫皆为医家。他幼习举子业,后精研家藏方书,治病处方异于他医。大德十年补平江路医学教授,仕至江浙官医提举,著有《医学会同》20卷。宋濂说他通晓三世之书,治疗疾病“决死生,验瘥剧,若烛照而龟卜,无爽也者”。
 
宋濂还有一篇《赠贾思诚序》,是应他的同乡张君请托,为他的外弟、医生贾思诚写的一篇赠序。因“勤民成疾”,患了眩晕症的张氏请来朱丹溪治疗。朱丹溪诊脉问症后,嘱咐他注重情志养生,并让弟子贾思诚留下护治。贾思诚视患者“如手足之亲”,调护“数年之久而不生厌”,终至痊愈。文中批评有些医家忙于应酬,诊脉开方漫不经心,缺少为医者不失人情的医德。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基有“还山须种千株杏,等待仙华道士来”的诗句,称赞贾思诚的学识和医术。
 
陈继儒《赠御医何承云序》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松江府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明朝文学家、书画家。他终生隐居著述,工诗善文,著有《陈眉公全集》《小窗幽记》等。陈继儒曾撰《赠御医何承云序》,开篇说:“士尝言,不为相则为将。乃医则二者多兼之。”医药之学,本来只是一门“微于腠理”的技艺,却与相者“制治于未乱”,将者“图变于预设”相提并论,同样有寿国寿民、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
 
何承云出身于医学世家,家藏“禁方奇经,多秘弗传”。他刻苦攻读,精于临证,“起为景王御医,声驰吴楚间”。明代的医事制度规定,各藩王府均设良医所,主管王府的医疗药事。明洪武四年(1371年),良医所设良医正、良医各一人,由太医院推荐,吏部任命。何承云因医术精湛,曾任景王府的御医,吴楚间闻名遐迩。何承云荣归故里后,患病求医的人“户满屦矣”;四方来拜师请学者,“车塞道矣”。不论患者家境贫富还是来自远近,何承云都细心救治,允诺接纳,故上自缙绅,下及细民,每见到何承云都要“拱手加敬,称仁人云”。
 
万历庚辰八年(1580年)秋,陈继儒抱病三个多月,又遭遇母亲去世的变故,“内有哀痛迫肠,外有虚热攻体”,命悬一线,自认为只有等死了,在请来何承云诊治后,“投药试饵,应手而愈”。陈继儒写道,“有生之乐者,夫孰非公所赐耶”?病愈后的陈继儒感慨万千,在序的最后说:“公非直与将相等也。”他把将相与医家何承云比较,认为前者比之何承云有3个不及之处:将相位尊骄倨,“倚富贵而羞贫贱”,而何承云“以药石惠及匹夫匹妇”;将相“虚縻爵禄,执空文以罔主上”,而何承云“视人若视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报,报不厚责”;将相如不贤,“或巧樱善类,以快私意”,而何承云“保恤调护,毕其技能”,凭借其医术医治将相患病的身体,而将相凭借何承云的医德品行,可“医治”天下人之心。陈继儒藉此感谢何承云,并直言这就是他作这篇赠医序的用意所在。
 
出自历代文学家之手的赠医序,实际上也是所在时代的杏林医家传略。作者以真挚的情感,夹叙夹议,文字简洁,勘正谬误,针砭时弊,嘉奖医德,为我们留下古代有名和无名医家的点滴轶史,值得一读。(原所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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