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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是中医学中继《黄帝内经》之后以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编撰而成的又一部经典医集。其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后世医家常把《内经》《难经》并称，并将《难经》与《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并列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难经》之注，莫先于吕、杨 《难经》成书既早，年久日深而辗转相传，原书今已不存，原貌今亦不可复睹。历代仅以校勘、注释流传。远在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便是注《难经》的第一人，也是古典医籍中注疏最早的，所注名曰《黄帝众难经》。但吕氏之注，似非完帙，杨玄操序曰：“逮于吴太医令吕广为之注解，亦会合玄宗，足可垂训。而所释未半，余皆见阙。”到了唐代，杨玄操在吕注的基础上广为注释，名曰《集注难经》五卷。杨氏所注，保留了吕氏注文，“吕氏未解，今并注释。吕氏注不尽，因亦伸之。并别为音义，以彰厥旨。”对吕氏未解及解释未尽者作了补注。然杨氏所演，又加颠倒，“今辄条贯编次，使类例相从，凡为一十三篇，仍旧八十一首。”则《难经》八十一篇，虽是旧文，而自一以至八十一之次序，乃是杨氏新为编次，非复旧序，遂使《难经》原貌从此尽失。
殊为可惜的是吕杨注释原本今亦已不存，但其内容幸收入现存的《难经集注》之中。虽非原璧，尚得流传。丹波氏谓“几乎所谓名亡而实不亡者，亦幸哉。”所以欲探索《难经》渊源，必上溯吕、杨，而溯源吕杨，舍《难经集注》莫适。
今本《难经集注》五卷，本名《王翰林集注黄帝八十一难经》，是辑录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唐代杨玄操以及宋代丁德用、虞庶、杨康侯等人有关《难经》的注文汇编而成，它保存了北宋以前的五家注、三家校及一家音释，是现存最早的《难经》刊本，也是保存宋以前旧注的唯一注本。所以，今人研究《难经》离不开《难经集注》。诚如日·丹波元胤《医籍考》云：“然吴吕广以下之说，得藉以传之。要之医经之有注，当以此为最古也。”金山钱熙祚《难经集注·跋》亦说：“此一书所集诸家之注，未必尽是，然尚循文释文，不为新奇可喜之谈，由是以讲求蕴奥，俾古人之意，晦而复明，而妄议古人者，亦得以关其口而夺之气，讵不足重也欤？”
《难经集注》原书自明以来即已散佚，流传日本，现存最早的刊本系日本江户时期庆安五年（1652）孟夏武村市兵卫刻本（简称“庆安本”），其后，有日本文化元年（1804）濯缨堂刊本和享和三年（1803）佚存丛书本两个支脉，而影响到中国大陆的主要是佚存丛书本。后者由日人林衡（天瀑）氏收集中国本土久佚而日本尚存的17种古籍（其中包括《难经集注》），依原版用活字排印，编成《佚存丛书》。
辑校研究以睹《难经》原貌 今山西中医研究院赵怀舟先生领衔主编的《<八十一难经吕杨注>辑校与研究》，2014年7月由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付梓刊印，这是对《难经》早期注本-吴·吕广注本和唐·杨玄操注本的辑复和校注，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探微索隐，穷源究变。使今人重睹《难经》的早期基本历史风貌，有助于学习研讨和临证指导。此番辑校工作，有如下特点和意义：
选材精当，研精细密 《<八十一难经吕杨注>辑校与研究》以《难经集注》最早的刻本庆安本（1652）为底本，以日本医家千田恭在庆安本基础上校订而成的濯缨堂本《难经集注》、保存在日本东洋针灸专门学校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两种《王翰林集诸家补注黄帝八十一难经》古钞本为校本，并以现藏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千叶县佐仓市），日本室町时代的学问僧月舟寿桂幻云氏（1460-1533）对南化本宋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一书所进行的详密批注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旁校。可谓选材丰富，取用精当，研精细密，校勘精审。为后人提供一部最接近《难经》原貌的版本。
详析旧注，明辨疑似 《<八十一难经吕杨注>辑校与研究》的内容源于《王翰林难经集注》。但《集注》中，杨玄操之外，更有杨康侯注解，注文皆称杨曰，二家相错，殊无分别。《医籍考》言“注中称杨氏而辩驳丁氏之说者两条，明是康侯说矣。余皆与玄操说混，不可辨也。”虞注有九处提名杨玄操，可确定为杨玄操注文外，余均难辨。因丁、虞注俱在康侯之前，可资鉴别。《难经吕杨注》辑校的贡献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总凡200余处“杨曰”，根据《脉经》、《太素》、《史记正义》、《弘决外典抄》、《太平圣惠方》、《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补注通真子脉要秘括》、《楞严经熏闻记》、幻云《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批注、许浚《纂图方论脉诀集成》等前人文献所引，考证出160余条，这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成绩，而对于暂无定论的约40处“杨曰”予以保留，以俟将来。充分体现了编者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态度。并且对于前人注释的谬误之处，均一一予以订正。如林衡氏佚存丛书本《难经集注跋》落款曰“癸亥花朝天瀑识”。著名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等人均认为癸亥为日本文久三年（1863），赵怀舟先生根据丹波元简（多纪廉夫）（1755-1810）的生活年代，及林天瀑跋文中曾提到其“因质诸医官多纪廉夫”一语，确证“此癸亥当上推一甲子到1803年，当日本享和三年（1803）”。可谓心细如发，独具慧眼。事实上，近人张山雷《难经汇注笺证》中即以指出：“其书印行于彼国之享和之年，即中国之嘉庆八年（1803）”。只是一般人均熟视无睹，轻轻滑过。从事古籍的校勘工作，不仅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而且必须有甘于寂寞、吃苦耐劳的精神。郑振铎在《鲁迅先生的辑佚工作》一文尝言：“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人人能做的死功夫，其实粗心大意的人永远不会做，浅薄而少读书的人永远做不好，其工作的辛苦艰难，实不下创作与翻译。”可谓切中肯綮，发人深思。
提供线索，启迪后学 对于《难经》丁、杨二家的辑校考证，日本丹波元坚曾发端其事，《中国医籍考》言：“弟坚尝钞出吕杨旧注，更据晋唐以来诸书所引，校订以为一篇，并附考异。”丹波元坚先审定杨康侯是北宋元符间（1098-1100）人，因此上溯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之前所出诸书所引杨氏注，断为杨玄操注文。其序曰：“又集注每卷，署杨康侯名。是似玄操之外，更有注解。然注文称杨曰，殊无分别。向为二家相溷，仍欲证明之，考索有日，尝检黄鲁直（黄庭坚）《豫章集》，有杨子建《通神论序》，审是元符间人，因知如熙丰以上，《太平圣惠方》、《通真子注脉诀》、《神功万全方》，并皇国《医心方》、弘决《外典钞》等所引，及丁虞所驳，皆非康侯注矣。仍于诸书所引，一一表出，殆似无出康侯者云。”惜乎丹波氏之作今已荡然无存，作者冀盼天不灭斯文，有一日重现人间。书中特标出此线索，供人寻觅。又考订出清同治三年（1864）北厓主人元祁氏所抄《黄帝八十一难经》实为《难经吕杨注》的辑复本，附录于后，以作研讨。同时附载若干篇对《难经》吕杨注的考订、评析与学术探讨，拟使有关问题更加清晰，以供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稽考。
总之，《<八十一难经吕杨注>辑校与研究》的出版，是对《难经》早期风貌的一次全面整理和研究，具有珍贵的文献学价值，这对于《难经》深入发掘、考辨、评析、研讨，比较分析《难经》与相关医学古籍之间的联系，剖析研究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异同，探求其学术渊源关系，整理《难经》相关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及后人所做的发展，充分展示《难经》理论的学术价值和对临床实践的指导，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中医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