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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家癌症中心首次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估计新发病例数380.4万例，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抗癌形势尤显严峻[1]。传统医学虽未记载“恶性肿瘤”病名，但对其认识源远流长，早在殷商甲骨文就篆有“瘤”的病名。历代医家对肿瘤相关古文献及癌瘤治验的整理促进了中医肿瘤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其中《伤寒杂病论》提倡的辨证论治学术思想与理法方药被广泛运用于肿瘤的辨证与治疗[2,3]。周岱翰为第三届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学术经验指导老师，临床论治肿瘤50余载，经验丰富。他认为《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中医史上最早的理论结合实践的临床诊疗著作，将理法方药贯穿于一体，对包括中医肿瘤学科在内的临床各科的诊治产生普遍的指导作用，所载肿瘤相关理论与治验方药为中医药治疗肿瘤提供了依据。现将周教授发展《伤寒杂病论》学术思想论治肿瘤经验撷取一二，报道如下。
中医治癌辨证规范遵循六经
仲景伤寒的六经辨证体系，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概括了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以六经来代言脏腑及其经脉，倡导辨证论治要与辨病位相结合的辨证方法[4]。指导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六经辨证体系，也被广泛应用于内伤杂病的施治，充分体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学术内涵。“知犯何逆”是在“观其脉证”的基础上，分析四诊资料以明确病因、病机及病位的思辨过程，“随证治之”即根据所辨明的病机施方拟药，《伤寒杂病论》常见“某某汤主之”的条文，意在方证相应，“是证”用“是方”，以方证统病。柯韵伯言：“仲景之方，因证而设，见此证使用此方，是仲景活法”。周教授认为，临床论治癌症，常须灵活运用六经的辨证方法，结合八纲及脏腑辨证体系，根据四诊资料辨明病证的寒热虚实及病位所属脏腑经络，明辨病机以统领论治各类癌症，不拘于癌症的病理检查，因病名而硬套方证。如郑清莲运用小柴胡汤治疗化疗后恢复期出现“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少阳病症状，辨病机属肝气郁结或肝胃不和或肝脾不和者[5]。
兼顾辨病与辨症，辨证治癌趋全面
《伤寒杂病论》处处强调辨证需与辨病、辨症相结合，证（症）由病所派生，辨病先于辨证，对立法处方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如《伤寒论》的六经病证，先辨何经犯病，如“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弦也”作为诊断少阳病的关键脉证。周教授认为肿瘤患者常合并其他内科疾病及不同程度的“恐癌”心理病症，故肿瘤的辨病首先要把患者从精神和内科层面中分辨出来，处方用药兼顾其他内科与心理疾患，如肺癌的咳嗽，病机属毒发五脏，上呼吸道感染的咳嗽则因于外感风邪；乳腺癌、甲状腺癌等患者常有抑郁寡欢、烦躁易怒等情志不畅表现，故常于抗肿瘤中药中加以柴胡、远志等疏肝解郁、安神益志类药物。凸显各类肿瘤辨病论治的重要性，利于根据不同肿瘤病的病机特点立法用药，如肝癌病与胆腑、脾胃及肾脏关系密切，临证需顾及益脾气、滋肾水以息肝火，辨病用药常选龙胆草、芦荟、半枝莲等[6]；中医肿瘤学的辨病论治亦涵盖微观上的辨“病理”论治，如河文峰[7]统计发现，肺腺癌以痰湿证、气虚证、阴虚证、血瘀证的中医证型多见。这是中医肿瘤学对现代医学的“辨病”之长兼收并蓄的体现。“辨症”是辨症状，为患者就诊时的不适症状，张仲景临证重视辨症论治，常随症加减方药，如少阳病篇有“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若渴，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蒌根四两”。周教授认为肿瘤的辨症论治对于减轻患者症状、树立抗癌信心尤为重要。如肺癌脾虚痰湿型，治宜补中健脾、润肺除痰，拟星夏健脾饮加减（周岱翰自拟方），若痰涎壅盛者，加陈皮、牛蒡子；肢倦思睡者，加人参、黄芪[8]。
“四诊合参”指导中医肿瘤辨证施治
《伤寒论》提出“观其脉证”指的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手段收集临床资料。舌诊是望诊的重要内容，张仲景论述较多，强调根据舌象推寻病因、阐释病机并确立治则，如“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舌上白苔滑者，难治”。体现张仲景首创舌苔概念并用于指导疾病预后。周教授认为舌诊是中医肿瘤望诊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原发性肝癌见舌苔厚腻、花剥，舌质红绛而干，预示病情发展急速[9]。在望舌中提出了“肝瘿线”概念，对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鉴别诊断有一定意义[8]。闻诊方面，《金匮要略》亦有所论述，如“师曰：病人语声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指出通过听语声辨病位，对中医肿瘤闻声音辨病位有所启发，如闻声音嘶哑，往往是肺恶性肿瘤、淋巴瘤等肿块浸犯喉返神经，所致声带麻痹的表现。张仲景临证重视问诊与切诊，关于脉诊的内容尤其丰富，《伤寒论》398条原文有148条论及脉象，《金匮要略》全书有145条涉及脉象。周教授认为《伤寒杂病论》首创脉证并举，凭脉辨病、凭脉辨证的诊疗体系，对指导中医肿瘤临床根据脉象揭示病因、阐释病机、判断病位、确定病性及辨证治疗有重要意义，如患者行肿瘤根治性切除术后，理应脉见平和之象或见气血虚弱的沉细脉，若反见脉滑或细数或弦数时，就要高度怀疑余毒未清，肿瘤复发转移的可能[8]。
“整体观念”突出中医肿瘤学术特色
中医学的整体观涵盖三大方面内容，即人作为有机整体的自身统一性，人与自然环境的“天然”统一性，以及人与社会环境的“人文”统一性。早于美国恩格尔（Engel) 1977年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张仲景从病因学的角度阐释了环境及生活方式对人体发病的影响：“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强调了包括肿瘤在内的各种疾病发病、传变受各种外来因素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如张雪等[10]调查发现经常吸烟、食用腌制等是南阳地区食管癌诱发危险因素。《伤寒杂病论》重视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之间的生理与病理联系，提出五脏整体观的治疗思想，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以肝病为例，论述了治病需以整体观为指导原则，从联系、运动的观点出发。同理，周教授认为一脏生瘤，治疗需兼顾他脏，如肺生癌瘤，兼顾调肝，即见肺之病，知肺传肝，当先实肝，故肺癌热毒壅盛者，常以百部、生石膏等清肺平喘的同时，配合钩藤、蒲公英等清解肝热。此外，自身的整体性还体现在肿瘤是一类局部属实，全身属虚的疾病，癌瘤“种子”的生长与机体“土壤”的阴阳失衡、脏腑的功能紊乱有关，攻伐癌瘤时需时时顾护正气，整体调节，以期阴平阳秘，脏腑畅和。
“杂合而治”丰富多学科综合治疗
中医的“杂合而治”理念是根据疾病及其不同阶段的临床特点，在中医的“辨证论治”及“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合理应用中医领域的各种治疗手段，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最大程度改善患者脏腑阴阳失衡状态。张仲景重视杂合而治，为丰富中医治疗内容，搜集民间的针刺、灸烙、药摩、温熨、吹耳、人工呼吸等治疗方法并一一研究总结。如对于呕吐剧烈而无法口服汤药的阳明腑实患者，张仲景开创了中医直肠给药的先河：“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周教授认为“杂合而治”与现代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理念不谋而合，目前由于现代抗肿瘤中药制剂的研发和推广，中药剂型已非常丰富，除汤剂、丸、散等传统剂型外，颗粒、注射剂、肠道栓剂等现代制剂已在肿瘤临床广泛应用，给药途径由单纯的胃肠途径拓宽到皮肤贴用、静脉注射、气道吸入、肠道栓塞、阴道栓塞等多途径。此外，中医的其他治法也占有一席之地，如中药内服与外用相结合，抑或针灸导引，以期抗癌消瘤，疏通经络，平衡气血，即是中医治疗癌症疼痛的大法[11]；饮食疗法以饮食性味之偏调整肿瘤患者脏腑阴阳之偏，使机体阴阳平衡，气血平和，可使各种治疗方法取得更好的效果，保证各种治疗手段的实施，从而实现疗疾养生的目的[12]；心理疗法亦作为肿瘤辅助治疗逐渐受到重视[13]。
综上所述，《伤寒杂病论》学术内涵丰富，其辨证论治体系完善，理法方药思维缜密，成书千余年来的临床实践对后世医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其辨证论治、整体观念、杂合而治等学术思想虽历经一千七百余年，迄今仍对包括中医肿瘤学科在内的临床各科产生普遍的指导作用，从理、法、方、药多方面促进了中医肿瘤学科发展。周教授认为仲景学术思想及所载方药只要辨证准确，临床应用效如桴鼓，适用于各种肿瘤，在抑制肿瘤本身生长、减轻肿瘤患者临床症状、延长生存期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医临床工作者若能结合现代研究方法，开展大样本随机对照双盲研究，为《伤寒杂病论》方药防治肿瘤提供循证医学证据，以推广经方在肿瘤防治领域的应用，亦将造福于广大肿瘤病患。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侯超 张晓春 吴吟秋 陆清昀 张恩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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